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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康与阮籍对当时的名教是深恶痛绝,主张抛弃它们。
只有学会理解和尊重陌生的"他者",我们才能将民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,将国内公正与全球的公正统一起来,用一个普世的价值准则替代传统的双重标准。""要爱你们的仇敌。
或谓孔子曰:子奚不为政?子曰:书云:孝乎。从过往的历史看,从来就是长对幼、上对下的引领和管理,这里面的确有一种合理性和传统的合法性,但这种传统合法性在春秋战国却遭到破坏和反对,因而,要重建传统的秩序,长对幼、上对下固然要示爱心、施仁德、讲礼义,但是幼对长、下对上更应当恢复过去的"敬畏"。由于时代发展和建立新的文明秩序的需要,人们对它越来越重视,新"仁学"的建构也层出不穷。仁是会意字,从人从二。那么,"仁"何以能够成为启示人并促使人反省的"利器","仁"究竟意味着什么? 孔子于"仁"多有阐述,意蕴广泛,但不难发现,所有这些论述有一个始点,这个始点就是由"亲"而生发的"爱"。
) 进入 张曙光(北师大) 的专栏 进入专题: 仁学 。但相对而言,后一种解释的意义更为根本并富有远见。易言之,三纲是以五常为基础的。
李存山:如果是绝对服从于君主的话,那就不是儒家了。如果说君为臣纲就是服从大局,那么是否就是服从于天道和民意?方朝晖:对的。李老师认为三纲是制度性的,方兄认为是精神性的。所以他们认为,要反对复辟就一定要批判儒家。
我的意思呢,是指董仲舒和《白虎通》在使用三纲的时候,并没有赋予三纲这样一种含义。在这种君主集权的制度下,儒家文化要实现与政治制度的整合,就不能再像孟子那样讲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,像荀子那样讲从道不从君,或像孔子那样讲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。
到后来,贺麟先生的文章算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辩护。方朝晖:您认为董仲舒自己是有矛盾的?李存山:是的。如果说君代表的那个位是大局,那么国君就可以说我代表了大局,朕即国家,你对我就得绝对服从。《礼仪•丧服》里就有妇人有三从之义,无专用之道。
如果我们继续提倡在历史上那些有局限性的东西,就会陷入与现代社会相矛盾的境地。我以为春秋学讲的,就是一个大一统的问题。这是否也在讲无条件服从呢?李存山:我想,我们的分歧,就在于你是强调整的。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在解释殷因于夏礼,周因于殷礼时引了马融的话所‘因,谓三纲五常也。
天行民意,这在儒家是最高的。纲与常要分开,五四的问题就在于把它们都一锅端了。
我却认为三纲里面包含了对君主集权制的肯定,它是和民主制有矛盾的。李存山:我们说的那个大局,其实就是个是非问题。
2方朝晖:三纲五常的意义在于,它是从人与人的良好关系建构出发的。孟子也是这样,对于贵戚之卿来说,在多次劝谏君主而不听之后,对君主可以易位,因为贵戚之卿是本姓的。李存山:你认为君为臣纲是服从大局,而我认为儒家有一个绝对的服从,就是要绝对服从于民意。那夫为妻纲更是了,丈夫有休妻的权力,妻子没有这样的权力。但是出于一种从大局出发的精神,我们还是执行他的决定。假如我是国君,我现在讲的一句话,可能不代表全体的利益,因为我可能有私心、贪心。
对于三纲的辩护,方兄可以说是比较激烈的一个。方朝晖:我认为三纲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。
这并不等于三纲的精神是维护君主制。在中国社会建构方面,三纲能够发挥的作用更有效,更大。
近年来这种辩护的声音越来越多。我今天听你的话,不是因为你这个人,而是因为你这个位置对于天下安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。
李存山:我认为它是一种变,是儒家为了适应秦汉制度而与时俱进的一种变。这是它的特殊时代性所致。所以陈寅恪也罢,贺麟也罢,都强调三纲不是对于某人的尊崇,而是对于此人所在之位的尊崇。为什么到了康有为就发生变化了呢?这是因为需要有政治体制的变革,也就是要从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,乃至民主共和。
讲儒家就一定得讲纲常,讲纲常就一定得讲君臣,讲君臣就一定要复辟。李存山:大局由谁来定,这在君主制下和在民主制下是不一样的。
主持人:三纲问题的确是儒家价值之关键点,也是自近代以来对儒家批评的焦点。我认为历史上的儒家,始终受到了制度上的限制。
刚才你(方朝晖)说儒家肯定三纲可以找出上百位,我可以说,两千年来,从汉代一直到戊戌变法之前,儒家都是肯定三纲的,并且都认为从孔子孟子就讲三纲,如果他们说和孔孟不一样,三纲是新立的,那就没有合理性了。他让你服从君位,你能不服从吗?在中国历史上,虽然宫廷里会发生君主易位的情况,但每一次易位都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。
在你看来,如果说三纲不好,那不就是把中国文化都给否定了吗?另外,对董仲舒的思想你也要强调把整个书读下来,他总的宗旨是什么。在他们心目中,五常合乎人的自然本性,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、一个健全的生命的价值。国君不接受他们的要求,他们就不接受国君的任命。我认为这恰恰是和你不同的。
我认为,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君主制有它不能克服的弊病。在这个问题上,谭嗣同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明确而激烈地批判三纲的第一人。
在君主制下,君虽然代表了一个位,但是任何君主都是一个个体。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在社会自我整合机制上,一直诉诸这样的价值观,即提倡在相互尊重、相互友爱的关系中生存,一切以和谐、理想的关系建构为中心。
几千年以后的我们却说这些人都错了。儒家思想到了明清之际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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